English

毛泽东与影剧“四大名旦”

1999-01-27 来源:中华读书报 □孙琴安 我有话说

早在40年代,在中国的电影、话剧界,曾升起过4颗耀眼的明星,被人们誉为重庆影剧界的“四大名旦”,这就是:张瑞芳、秦怡、白杨、舒绣文。她们那时都不过是20多岁的青年演员,却已显示了非凡的艺术才华,形成了各自的演艺风格。更有趣的是,她们4人都与毛泽东有过接触或交往。

张瑞芳

抗战胜利之初,张瑞芳正在重庆。1945年8月28日,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,到重庆参加国共和谈。大约在20多天之后,在周恩来的安排下,毛泽东接见了在重庆的部分戏剧电影界人士。

当时,张瑞芳也接到了通知,当她兴冲冲地来到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时,毛泽东已在那里等候了。见了张瑞芳,毛泽东立刻和她亲切握手,并致问候。同时被接见的还有白杨、舒绣文、吴茵等人,都是话剧和电影界的知名人士。

由于张瑞芳、白杨、舒绣文等人当时都很年轻,又是女演员,所以一开始,交谈的气氛很活跃。然而,随着交谈的深入,又听了毛泽东委婉的谈话,张瑞芳等人才感觉到,时局的变化远比她们主观想象的要复杂得多。

不久,内战爆发,张瑞芳与不少文艺界的民主人士只好四处辗转,从东北、上海到香港。后来又在夏衍和以群的安排下,于1949年3月乘船来到北平,同行的还有于伶、阳翰笙、丁聪等人。

由于张瑞芳从1941年至1946年一直与周恩来单线联系,因此她同周恩来、邓颖超夫妇很熟。她到北平以后,邓颖超就叫她与孙维世住在一起。孙维世是中共早期老党员孙炳文烈士的女儿,自小由周恩来夫妇作为养女带大,为人热情大方,既演戏,又编导,所以张端芳与她住在一起,彼此关系很融洽。

有一次,邓颖超对孙维世和张瑞芳说:“毛泽东主席看过刘少奇同志刚回来,江青同志也很愿意见你们。你们就一块儿去吧。”

张端芳一听要去毛泽东家,高兴得不得了。当她和孙维世来到毛泽东家里的时候,毛泽东正坐在沙发上,而沙发又正好背对着门,当他听到有人来时,便从沙发上站了起来,背对着张瑞芳。

呵!毛主席好高哇!张瑞芳心中暗暗吃惊。4年前她在重庆虽然见过毛泽东一面,但他是坐着,此次到他家,张瑞芳才第一次感觉到毛泽东身材如此魁梧。

江青以文艺界前辈自居,向张瑞芳、孙维世询问了一些文艺界老朋友的情况,因张瑞芳长期在重庆、上海等国统区工作和演剧,比较了解,所以也就尽自己所知,一一做了回答。江青又问:“现在你们时兴些什么,都在穿些什么衣服啊?西装裤,中国式的短袄?我看有些人的头发填得很高。”

谈了一会儿,毛泽东、江青就留张瑞芳和孙维世吃饭。大家又边吃边谈,谈着谈着,谈到了张瑞芳的身体。张瑞芳说:“我本来患肺结核病,后来在东北经过一年多的艰苦生活和冰天雪地的拍摄工作,肺结核转成了肠结核,是在上海开刀治疗的。”

江青没想到结核病会转移,而且还要开刀治疗,便问:“什么叫结核?”

毛泽东一边夹菜,一边很随意地说:“那就是在身体里长了蘑菇。”

江青似懂非懂,没有再问。

吃完饭,江青用手掰了块馒头,对李讷说:“叫爸爸去喂鱼。”

于是,毛泽东便带了李讷、张瑞芳一起去喂鱼,毛泽东一边用馒头喂鱼,一边看了看张瑞芳,说:“你过去没去过延安?”

其实,张瑞芳的母亲很早就同情共产党,彭真、蒋南翔等中共北平市委领导同志都曾在她家开过会。于是,张瑞芳便说:“我母亲过去在晋察冀边区,我的家里人也都在延安。”

“噢。”毛泽东一边听,一边点头。

因为毛泽东的工作相当繁忙,所以等他喂完鱼。张瑞芳和孙维世便告别了毛泽东和江青,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。

不久,张瑞芳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。当毛泽东亲临会场时,全场欢声雷动。张瑞芳为了能见着毛泽东,特意站到了一只凳子上,只见一位新疆代表正给毛泽东穿新疆的民族服装,并给他戴了一顶新疆帽子。

1949年10月1日,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举行。当时张瑞芳经徐冰介绍,在新闻处担任联络秘书工作,主要联络文艺界的政协委员。那时邓颖超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得时间较久,正在城楼上的一个地方休息,而张瑞芳则陪伴在她身边。这时,毛泽东正在天安门城楼的中心会场向全世界做庄严宣告,那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”等铿锵有力的话语,随着麦克风传遍了整个天安门广场。张瑞芳也听得清清楚楚。她是演话剧和电影的,对朗读的要求和规则比一般人要懂得多,但她觉得毛泽东的庄严宣告念得太好了,她也没想到毛泽东会念得这样好。几十年以后,当她回忆起这段往事,仍情不自禁地对笔者赞叹道:“唉呀,毛主席念这个文件的断句、停顿、语调,真是太好了!太棒了!”

大约过了一二年,是个夏天,毛泽东到上海视察工作。张瑞芳得到有关方面的通知,前来参加舞会,并陪毛泽东跳舞。具体是个什么地方,张瑞芳已经记不清了,只记得那个地方的窗户很高。

当毛泽东与张瑞芳一起跳舞的时候,张瑞芳心里暗想,毛主席那么忙,接触的人那么多,又年近花甲,恐怕已不认识她了。没想到毛泽东忽然问她:“你的肠结核怎么样了?”

张瑞芳不由大吃一惊!毛泽东不仅没忘记她,还记得她的肠结核病。这记忆力真是惊人。于是,张瑞芳便告诉毛泽东:“还是打针吃药。”

以后,毛泽东来上海,张瑞芳仍有机会见到毛泽东,但真正互相交谈的机会却很少了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以后,张瑞芳也受到批斗,并与赵丹、郑君里等人一起受到隔离审查,过了两年多的监禁生活。直到“四人帮”粉碎以后,她才重新登上艺术舞台。

秦 怡

50年代末的一个下午,秦怡与沈浮、金焰、上官云珠、黄宗英等电影界人士,受到毛泽东的接见,并进行了交谈。由于那次被邀见的人有近10人,所以秦怡与毛泽东没有进行直接交谈。给她印象较深的,是她陪毛泽东跳舞的一次。

那是在1959年的一个晚上,地点在上海文化俱乐部。奏怡与其他一些文艺界的演员接到参加舞会的邀请。在未跳舞之前,秦怡就得到有关方面的“关照”:毛泽东无论与哪一位女同志跳舞,如果在跳舞中拍了一下对方的背,那就是示意她停下来;如果他不拍,就继续跳下去。

当时,周恩来也在场,他与秦怡很熟,一见到她,便马上把她介绍到毛泽东面前,对毛泽东说:“这位就是上海电影界的著名演员秦怡同志,曾演过《铁道游击队》等许多电影。”

毛泽东一听,立刻与秦怡亲切握手。随后,就邀请她跳舞。在秦怡的感觉中,毛泽东跳舞的步子很慢,犹如散步一般。秦怡感到与毛泽东跳舞过于沉闷不太好,而她也不是一个很沉闷的人,于是便抬起头来问道:“主席,不知您看了我们的电影,有些什么意见,请指导指导。”

“我很少看电影。”毛泽东立刻低头回答:“我看电影不多,看戏曲多,对电影提不出什么意见。”

秦怡没想到毛泽东这么爽快,简直是不假思索,如同平时谈话般随意,拘束的心情一下放松许多,便又说:“今后您就多看一些电影,这样好多给我们一些指导。”

“你说得对,我接受你的意见。”毛泽东说:“我在这方面是太偏,你提醒了我。今后要多看电影。以后看了,再来找你。”

秦怡没想到毛泽东会立刻做自我检查,有点不好意思,便又补充解释道:“我只是想得到您的指导。”

毛泽东一点也不介意:“你说得对。我是有这个缺点。”

有了毛泽东的这番鼓励,秦怡的心里踏实了许多。可是,她又知道毛泽东有在背上拍一下的“暗号”,于是,一边陪毛泽东迈着舞步,一边就随时留心着毛泽东是否用手拍她的背,只要一拍,她就随时停下来。

然而,毛泽东始终没有拍她的背,她和毛泽东一直跳到舞曲终止的时候。

毛泽东后来是否接受了秦怡的建议,增加了看电影的次数,还没有人统计过。不过,秦怡后来演出的《青春之歌》、《女篮五号》等电影,使她成为了全国上下都知道的名演员。

白 杨

也是在1945年8月28日,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从延安乘机飞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期间,白杨接到与毛泽东见面的通知,便满怀兴奋地来到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。这时张瑞芳等人已经先到,毛泽东正等着大家。25岁的白杨一见到毛泽东,也顾不上什么礼节,第一句话就说:“毛主席,我与您是同乡呵!”

“噢,是吗?”毛泽东一听,忙与她亲切握手,相互问候。

白杨坐下后,便与张瑞芳等人一起,与毛泽东交谈起来。大家主要话题还都是当时的政治形势,因为人们都希望和平,而不希望再打内战。

结果,蒋介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,挑起内战而以失败告终。就在中共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——1949年7月,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,白杨参加了这次盛会,并再次见到了毛泽东。

不久,白杨参加了开国大典,亲眼看见毛泽东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。

建国以后,白杨有时赴京开会,仍有机会见到毛泽东。1960年7月,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,白杨作为上海代表参加了会议。7月23日,毛泽东来到会场,亲切接见了全体代表。而毛泽东有时来上海,白杨亦有机会见到他。1961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,毛泽东就在锦江饭店接见了上海文化教育界的代表。白杨当时刚入党不久,也接到通知前来。毛泽东在他人的介绍下,再次与白杨握手问好。同时在座的还有越剧演员徐玉兰、电影演员上官云珠等。当时周信芳也在,毛泽东因喜欢京剧,所以与周信芳谈得比较多,白杨在旁听着,仍受到不少教益。

遗憾的是,在5年以后的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中,白杨受到了残酷的批斗和迫害,直到“四人帮”粉碎以后,她才在影视中重新亮相。

舒绣文

1938年初,舒绣文正在重庆。1月4日,中国电影制片厂西北电影队为了替阳翰笙的名作《塞外风云》拍摄外景,在导演应云卫的带领下,从重庆出发,于2月14日抵达延安。当时年仅23岁的舒绣文也在这个队伍中。

当毛泽东、朱德知道舒绣文一行来到之后,第二天就在枣园一间简朴的窑洞里设晚宴招待舒绣文等。毛泽东说:“大家一路辛苦了,到延安来很不容易呀,多住几天,去延安各方面看看。”

接着,毛泽东又向舒绣文等谈了抗战的形势和当前的任务。舒绣文因为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,所以听得很认真。而毛泽东讲完话后,还亲自给舒绣文、应云卫等题了词:“抗战、团结、进步”。

也是在这天晚宴上,毛泽东还与舒绣文进行了交谈,询问了她家里的情况以及重庆的抗日宣传工作。而舒绣文也尽自己的所知,一一告诉了毛泽东。

7年以后,毛泽东到重庆谈判,并与在渝的戏剧界、文艺界人士聚谈,舒绣文也在被邀请之列,她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。

1949年5月,舒绣文从香港来到北平,不久就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。当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朱德等人莅临会场时,全场欢声雷动,舒绣文也沉浸在极大的欢乐和兴奋之中。

“啊,你是舒绣文。”当毛泽东一望到舒绣文时,立刻就把她认出来了。

几年未见,毛泽东居然一眼就能把她认出,这是舒绣文所没有想到的。

毛泽东一边握着她的手,一边亲切地对她说:“舒绣文同志,你们文艺工作者,要到工农兵中去,要向工农兵学习,要为人民服务啊!”

舒绣文一边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,一边连连点头。她虽然没用什么豪言壮语来表示,却深深记住了他的话。

建国以后,由于舒绣文是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,有时开会,仍有机会见到毛泽东。

1966年,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,舒绣文患有心脏病,但仍被戴上“黑线人物”“反动军官”“香港货”等多顶帽子,被押着到处批斗,打耳光,隔离审查……有一次,她的同事吕恩在“牛棚”的厕所里碰到她,关心地问起她的身体,她说:“我的病不要紧,我在被审查的学习班里很好,过去我读书不多,正好利用这机会好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,改造世界观……”

1969年春节,吕恩到医院看望被折磨得患上重病的舒绣文。舒绣文用手指着放在床正中的毛泽东塑像,对吕恩说:“你看,我整天守着毛主席,想起他老人家过去为革命受的苦,我算得了什么,我有再大的痛苦也能挺过去的。”

她见吕恩不说话,又用一种低低的、充满感情的话说道:“你知道吗?我很早就见过毛主席,一次在延安,一次在重庆。”说完以后,她那深陷而发亮的双眼里噙满了泪花,并用这双眼睛凝视着放在床正中的毛泽东塑像。

20多天以后,舒绣文便含冤病死,终年54岁。“四人帮”粉碎以后,1979年,她才得到平反。但她在地下已长眠整整10年了。

(摘自1999年1月22日《中国文化报》,文内小标题为编者所加)

手机光明网

光明网版权所有

光明日报社概况 | 关于光明网 | 报网动态 | 联系我们 | 法律声明 | 光明网邮箱 | 网站地图

光明网版权所有